《70年》||峥嵘岁月：医护前辈眼中20世纪50年代的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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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医院条件极为艰苦，设施非常简陋，没有电力设备，工作人员夜间提着马灯查病房。当时，党和政府对精神病医院的制度、床位数目、患者的生活和医疗条件等给予极大的关怀，精神病防治工作的面貌起了根本变化。医务工作者本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把精神病患者从铁链中解放出来，但对他们的限制仍旧很多，如精神病院的房门紧紧锁住，窗上设有铁栏杆，遇到患者十分兴奋时也延用旧的约束办法。我们老一代的医护方面的前辈，见证了我国精神卫生服务模式的上个世纪50年代的峥嵘岁月。

医生说

张继志教授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医学院，曾任北京安定医院科研室主任、业务组组长、精神科主任、副院长。他是新中国成立后到北京安定医院工作的第一个大学生，60多年来，他从一名医学生成长为杰出的精神科医生，做过科研主任、临床科主任、医院副院长，从医几十年，见证了精神卫生事业与新中国同步发展的全过程。

张继志教授回忆起50年代的日子，说“那时，我的宿舍在医院最后面的平房里，没有暖气，靠煤炉取暖，寒冬腊月不会生火，经常挨冻。同事们知道此事，轮流帮我生火，暖的不光是身体，更是心里。因为医生少，技术力量薄弱，工作任务很重，艰苦的环境反而激活了我蓄积的能量。那时，我们每天工作11〜12小时，虽然感到体力有些吃不消，但精神是愉快的。”

在艰苦的环境下，张继志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他始终坚持在精神科临床一线，对精神科病房和诊室不离不弃，经他治愈的患者不计其数。20世纪50年代，由于医院分部多，他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去查房会诊，回龙观、北锣鼓巷、蓝靛厂等分部都留下了他不知疲倦的身影。他坦言，累是肯定的，但是始终有一种精神支撑，就是患者和家属的盼望及分部同事们的期待。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张继志就试图建立北京地区的精神病防治网络。在他设想的蓝图中，这个网络将以北京安定医院为中心，建立各个区（县）级基层防治网，负责北京地区精神病患者的防治工作。张继志在总结当年的尝试时说：“那时候，力量单薄，资历太浅，工作起来非常艰辛。1958年6月，全国精神病防治工作会议召开，这在当时对精神卫生领域影响极大，引领精神卫生事业走向一个新高度。这次会议制定了'积极防治、就地管理、重点收容、开放治疗'的工作方针，提出了药疗、工疗、娱疗及教育疗法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会后要求在各地主要专业机构建立防治科，并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建立以精神病防治为主要内容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三级防治网，培训一支以社区为重点的精神病防治的基本队伍，普及精神病防治知识，使社会各界人士对精神病的防治工作更加重视。这次会议与我们的设想不谋而合，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1958年6月，在北锣鼓巷分部成立的东城区精神病防治所就为这张防治网络的铺设奠定了基础。1958年9月，北京安定医院防治科正式成立，那一年，53名医务人员告别了工作多年的市内大医院，帮助各区（县）建立精神卫生保健所。经过六年的努力，到1964年，18个区（县）精神卫生防治机构全部配齐，正式运转，北京安定医院也成为全市精防工作的核心指导。精神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及时治疗和上门服务，这是我最想看到的情景。”

护士说

冯莉莉主任，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护士学校。20世纪80年代末，曾任中华护理学会常务理事及精神科护理专委会主委，是北大六院第一位护理部主任。王秀娟主任，1959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护士学校。20世纪90年代后期，担任护理部主任，曾任中华护理学会精神专委会副主委。邓芝兰护士长，1954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护士学校。周桂洪主任，1954年毕业于原广州市护士学校，1964年获得广州市业余医科大学医疗系文凭。曾任广州市惠爱医院护理部主任。沈长慧主任，1941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护士专修科，后留学美国。曾任北京安定医院护理部主任，中华护理学会第十八届常务理事。屠丽君主任，南京脑科医院老护理部主任。俞静如，1957年毕业于杭州护校。这几位位德高望重的护理前辈，从护理的角度也见证了上个世纪50年代精神科的发展。

据1957年毕业于杭州护校的俞静如回忆，早期，由于临床上对精神障碍的治疗方法甚少，又缺少药物，这些病员的幻觉、妄想，兴奋、躁动等症状控制不理想，甚至相互间打架斗殴也时有发生，三四名医护人员也无法阻止。医护人员也时常会受到突然袭击，几乎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有过挨打的经历。

周桂洪主任回忆，“病房是封闭式管理，但有部分房间是开放的，饭厅和大厅这些地方可以让患者自由活动。其他房间的门是上锁关住的，房间门也不是完全封闭，门上有铁栏。从门外往里面看，上半部是可以看到病房里面的，下半部看不到。病房里面都没有设独立的厕所，但配有马桶。当时新入院的患者，多数都是被捆绑入院的，入院后被绑在床上，等待情绪稳定了再解开活动，房间里活动的范围也不大，只有10多平方米，比较小。大多数患者都是出来饭厅吃饭，少部分在房间吃，工人会把饭送进房间。有一些住在单房的患者，比较狂躁，给他们送饭的时候，不敢打开房门，从门下部的专用窗口把饭塞进去。1953年，实施保护性医疗制度，在病房中完全废除铁链、手扣锁禁精神病患者，各病房开始安排患者读报、打球，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957年，开始设立工娱疗室，专人负责并制订出具体计划，包括病房护送患者到娱疗室及接回患者的交接手续，工娱项目的安排等，当时有刺绣、编织、绘画等活动。”

冯莉莉主任、王秀娟主任、邓芝兰护士长等提到，1958年，由政府召开了全国第一届精神病防治工作会议，会议精神是“精神卫生服务向社区延伸”。在会议精神引领下，在当时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的基础上，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前身）提出了“精神病患者大解放”的口号，医疗管理提出“废除约束，打开病房大门”的具体措施。为保证患者安全，医疗上积极开展治疗，提高疗效，如增加胰岛素、电休克治疗床位，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针灸治疗、电针治疗、人工冬眠降温治疗等。为配合创新模式的实践，病房开展“医护一条龙”服务，护士参加医疗查房，参与出院患者家庭随访工作，为家庭提供预防复发的知识等。

突出改变的有六方面：

第一，改变传统的关锁方法，打开大门，所有患者自由到工娱治疗室参加活动，特别是伴有兴奋、攻击行为的患者，在护士监护下也获得同等参与各种活动的权利。废除固有的歧视、随意约束患者的做法，用整体人的概念看待患者，用辩证的思维分析精神症状给患者带来的困扰。发挥患者现存的优势，激发患者过正常人生活的勇气，帮助有需要的患者洗澡、洗衣、喂饭、排泄等，践行了“视患者为亲人，胜似亲人”的服务宗旨。

第二，创新活动得到社会的支持，某厂赠送一台织布机，手把手教患者织围巾、袜子等工作技能。

第三，工娱治疗室拓展康复项目，鼓励患者参加，希望患者在训练和活动中，减少精神症状带来的影响，保持稳定的情绪。参与活动的患者在医生评估基础上，根据其兴趣爱好，学习缝纫、编织、手工制作、书法、绘画、雕刻；舞蹈、唱歌、话剧、朗诵、文艺表演；篮球、跳绳、健身操等。

第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提供患者参与社会服务、适应正常生活的机会，护士带患者到电影院观看电影，到中山公园游园，设立小卖部，患者承担售货员的角色等。

第五，废除患者深暗色不合体的病号服，精心设计，选择色彩适中的布料，制作服装，修饰患者的仪表。

第六，关注环境的清洁和美化，各病房采用不同颜色的窗帘，给患者温馨和大爱的感受，使患者安心住院，配合治疗。

沈长慧主任回忆说医院不断扩大，急需护理人员，到哪里招人，成了让人头疼的事。当时的护理队伍力量薄弱，人员文化层次不高，有一部分来自社会和街道，根本没学过护理，更别说专业知识。那时候，上岗前的培训是必须要接受的。这些没有受过医学教育的护理人员，特别能吃苦耐劳，都很朴实，为了挣钱养家，她们安心本职工作，不畏惧，不怕累，到我来医院的20世纪60年代，他们已经在岗位上独当一面了。

而回忆起自己初来南京脑科医院的情景，屠丽君也是感慨万千，那时医院的周围，除了随园以外，都是坟地、菜地，白天都有些荒凉，夜里更是会有星星点点的“鬼火”，令人心里发怵，不敢出门。随着医疗模式的不断转变，从“以疾病为中心”到“以患者为中心”“以健康为中心”，屠丽君认为人性化护理的理解就是护理不仅要考虑到患者的身体状况，还要考虑到患者的心理需求和社会需要；护士不仅要执行医嘱，而且要主动去发现患者的健康问题；不仅是完成各项生活护理和技术操作，更要感受患者的情感变化,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疏导。屠丽君曾接到一位精神疾病患者的来信，信中说：“我始终记得我的责任护士在住院时的一句'有事就找我’，促使我增强了战胜疾病的信心，让我感觉是有人陪着我，支持我的……”

结语：致敬我们的前辈，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保存了精神卫生的星星之火。

来源：摘自《致为精神卫生共同奋斗的70年》第二章 第一节，第三章 第三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组织编写

编辑||徐佳

排版||白羽

审核||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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